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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行政的发展史为我们揭示的一些规律与特征，可以有助于当下给付行政的深入理解与本土塑型。

[8] 但我的初始理解很快在其他案例中受到了挑战。摇身一变，幼稚的法学已经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显学之一。

仍然不是他们的法律人思维特点推动着他们如此思维，而是他们的制度责任要求甚至促使他们如此思维。尽管许多真诚的法官一直到最近才意识到这一点。[30] 法律人共同体的最大特点是每个人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我们称之为法律人思维。但上面的分析令我更有理由相信，说到底，是社会（他人以及其本人）对他/她的制度角色界定使其所以然。相反，中国法学院必须花更大气力来继续推动和实现其教育的转型，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其实是行为。

因为，尽管法治是规则的治理。[65] 例如2009年媒体，在报道中，将某法院判决书的表达临时性的即意犯罪变成了荒诞的临时性强奸，炒得沸沸扬扬。搞修修补补式的改革试点，效果不会好，应当允许一些地方搞法治创新甚至革命式的试点，采取以下措施平衡利益、疏导情绪：一是要解决法治各环节运行的公开、透明的问题，促进信息的适度公开，为公众参与和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创造知情条件。

在市场方面，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服务和干预手段和力度应当与当代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则相一致，不要在市场不需要干预的时候干预，也不要在市场需要干预的时候不干预。有时，基层即使有意见和想法，迫于地方政府讲面子和对高层领导讲礼貌的压力，往往也不愿意或者不敢提。这种与世袭相生的严格控制和欺骗，因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 也是难以长久的，如果不坚决纠正，会使社会动荡提前，或者使社会矛盾严重化。在法治指导方面，应建立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法治发展三结合的发展观。

如果不回归规则维稳的模式，个体矛盾的解决势必产生新的群体性问题。作者简介：常纪文，男，湖北监利人，1971年4月生，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首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曾经参加过首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的起草。

如官二代的违规提拔不断得到打击，也不断涌现出新的违规火箭提拔现象，为什么屡打不绝？是因为权力现在仍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和寻租空间，值得很多家庭和个人为之冒险。为什么？这是和我国的部分执政者缺乏执政和法治自信、害怕他人主动参与和监督的心态密切相关的。无论从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加强中国的道德法制化特别是加强政府权力行使的道德化和阳光化，重塑中国法治的道德和公众基础，是必要的。建立机制，克服导致腐败与不依法办事的"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

国家和社会对法治改革充满畏惧，逃避法治建设的改革任务，这是不负责的。我们不能躺在60多年法治建设的初步成果上睡大觉，或者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要以保障人民的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为目的，不断进取，开拓思路，创新体制和机制。而事实是，一些地方或者部门因为不善于执政，为自己怠政大讲"政治理由"，如一些地方的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促进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制定了严厉打击黑车的方案，但这些地方的基层城管队伍却往往以提高就业、打击会激化社会矛盾等理由消极对待。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还是回归法治，一切按照规则办事，解决国家和社会政策和法律实施不公摧生社会动荡甚至恐怖暴力的源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不围绕法治的要义进行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机会总量虽然强大但缺乏公平、正义规则的支撑，更难以有效地凝聚力量，抵制外来力量的威胁和内部力量的抵触。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必将产生社会冲突。

一些部门实施的规章，因为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经常被地方抵触沦为摆设。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提升中国法治的品格、品行和品味，树立中国法治的大视野、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大智慧和大关怀，才能使中国的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民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实现沿着健康的轨道行进。

在权力运行体系之中，采取行政措施或者决策时，犯了组织错误，一般有组织出面保护。从表面上看，党组、党委是党和政府重大事项的决策组织，但是党组成员、党委委员在强势的党组、党委书记那里，就变成了参谋而非事实上的决策层成员。（四）维稳规则强势，挤压法治规则公平正义运行的必要空间对社会稳定直接制造风险的主要来自以下几类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的外地人，没有享受家庭亲情的留守儿童和老人，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遗产继承等活动中遭遇不公求告无门的人，提升职位或者商业发展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遭受执法机关和人员粗暴对待的人，建议权、批评权和参与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人。在现实中，很多单位工作的推动往往依靠一把手的威治而不是集体的智慧产生的共同干劲，因此组织部门为了稳定部门或者地方工作的领导秩序，往往会搁置对错的问题，先处理这些有不同看法的成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由宪法确立法治的崇高地位和党的领导地位的关系，深入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结合的体制和机制，理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公民决策与依法决策的关系，建立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执政、依法参与、依法监督的大格局，保障科学发展各方的利益和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而社会公众监督资源非常丰富，在绝大多数场合，他们的发现与监督力量是常态存在的。

国家实力竞争的根本是制度的竞争，[1]而制度的核心是规则的人性、公平、公开和正义性。在法治实效方面，应当建立以法治实效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协调考核机制。

如过分迁就个别拆迁户的非理性要求，必然导致广泛的仿效，不断增加政府的拆迁成本和消费者的房屋购买成本。现实是，在艰难的过渡中，属于既得利益者范畴的权力阶层和经济垄断阶层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不断施加阻力，阻止推进过渡的改革措施。

管制法制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公权力的管控色彩浓厚，虽然有一定的说理性，但社会主体主动参与和监督的法制建设不足，如缺乏公益诉讼。在法治依据方面，应转变立法态度、提升立法理念、扩大适事范围、调整规制方式、健全立法内容。

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相互信任这个基本的社会规则，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撕裂，官与民、商与民、商与商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官商非法治式的共赢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基调。而科学发展观虽然强调可持续协调发展，强调几大统筹，但是在实施中它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发展，公平与正义没有得到凸显，文明发展与规则法治没有得到重视。有的人，如薄熙来，通过自己的地位影响媒体，通过吹嘘根正苗红的身份、"优良"的简历和夸大政绩，以欺骗公众，获取社会的认可。其四，要研究如何把党组织的领导、人们当家作主协调地纳入依法治国框架内的措施和机制，使党组、党委的决策公开透明，促使党员参与党组、党委决策的做出和实施，切实维护党组、党委成员的决策参与权。

该现象如果不引起重视，国家可能因某些领域的非科学、民主、公平执法导致政局的动荡。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基层的决策往往缺乏大局和法治观念，如上游政策不考虑下游的生态和环境利益，落后地方接受先进地方淘汰的设备和工艺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只管现在不管将来疯狂卖地等。

目前，这个渠道不通，高学历的厅局长想去大学发挥作用，只能辞去行政机关的职务后调任一般教职，行政职务却不能得到保留。从法治的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崇尚个人权利的社会，更是一个保护社会利益和社会风尚的社会。

在法治国家，交情规则和法治规则是并存的，都应当以"理"为规则基础，涉及法律管辖或者适用的事项，交情规则应当让位于法治规则。但目前，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立法相对而言，比较落后，如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民参与权和公民监督权缺乏立法的支持。

各级地方党委决策的事情不少，各级政府部门党组、党委决策的事情就更多了，其中的不公开、非民主决策涉及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涉及公众权益的保护，由于公众不知情，难以参与和做主，上级部门也难以有效地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等危及法治的民主基础现象。在中国，一遇到事情或者麻烦，即使能够合法地办，快速地办，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人能够帮忙，有没有熟人说得上话，即找"交情"违规地办，而不是如何考虑合规地办理。在现实中，党组成员、党委委员甚至党组或者党委副书记是否与党组、党委书记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大局、集体决策保持一致，已经成为考核评价领导干部是否忠诚党组织的一个标准，如果他们敢于做出不同的表态，即使正确，时间长了，也会成为党组、党委书记向组织部门汇报的与党组织不一致的"另类分子"。经过20年不到的时间，目前的现实是，不论你如何辩解，无论是公众承认还是不承认的官二代，已经充斥到各个领导阶层，掌控一些国家的重要政治资源和经济行业，规则治国的基础--通过透明规则公平选人的机制正在被破坏。

要采取措施，使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经济廉洁、具有法治思维的干部始终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摘要: 中国的法治运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道德基础严重滑坡，科学发展缺乏规则体系的支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一体化结合机制没有形成，维稳规则因为个别的人性化压缩了普遍的人性化即法治规则公平正义运行的空间，上下一体化的法治衔接模式未形成，法治力量的平衡格局没有真正形成，主体发展机会不公平，需要拿出革新的勇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妥善处理。

而大学学者若想进入行政体制，只能通过公开招考的途径进入较低的领导岗位。（六）社会参与不足，法治力量的平衡格局没有真正形成在中国，法治的力量格局包括党领导下的权力机关，党领导下的政府，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

经仔细观察发现，一些违规行为，如官二代的泛滥破格提拔和违规项目的大量违规上马，也是经过一道道程序走过来的，看似合理，但是违规的实体内容为何在一道道的程序面前没有被质疑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干部选拔和事业决策的最终自由裁量权，按照现在的体制，仍然掌握在极少数人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那里。在微博等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影响下，事情的处理结果往往偏离公正的轨道。